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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贫动态

发布时间:2015-05-04 来源:减贫与发展 阅读次数:

  穷到脑子里:贫困妨碍认知功能

  《科学》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来自华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研究队伍发现,贫困能够妨碍认知功能。不过,这项研究结果并不能解读为“贫困令人智商下降”。

  利用两项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研究,华威大学的阿南迪·曼尼(Anandi Mani)和同事验证了贫困和认知能力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文章指出,贫困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机制可能是注意力转移,即贫困所引起的注意力消耗导致运用在其他事物上的精神资源被削减,使贫困者处理其他事物的能力减弱。因此,贫穷的人不得不同时应付金钱和认知能力的双重匮乏。

  实验分为室内研究和田野研究两部分。在室内研究中,曼尼和同事对新泽西一个购物中心中的消费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者要求受试者想象自己遭遇若干个特定的经济事件(例如花钱修车),这些经济事件根据支出分为“简单”或“困难”两个等级(例如修车要花费150或1500美元),受试者需要思考应对方法。

  随后,受试者将接受瑞文氏标准推理测试(RPM)与空间协调性测试。前者检验逻辑思维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后者则检验认知控制力。结果发现,在遭遇简单事件时,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受试者在两项实验中的表现相若。但在遭遇困难事件时,低收入的受试者的认知能力显著下降,而高收入者能够保持原有的表现。

  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则测试了印度甘蔗种植区54个村落中464位蔗农在丰收前后的认知能力变化。蔗农在收成前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收成之后相比,他们典当物品的几率更高,也更可能借贷。在这种状况下,蔗农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并不怎么好。但当收成之后,收入到手,他们的认知能力便得到了显著提高。

  贫困对认知的这种影响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低收入者在室内研究中受到的影响,与一整晚不睡觉对认知能力的削弱大致相当。此外,如果个体的平均智商是100(标准偏差为15),则这项研究中因贫困引起的影响大约对应13个智商点。

  因此,作为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认识贫困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向贫困者征税时,应当简化程序,并为贫困者提供帮助;诸如农业信息宣传等向农民开展的项目,也应该在收获季节之后开展。

  果壳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437346/


  为了穷人的科学

  如果我们承认两个条件,那么这个标题就具有了很高的合理性:第一、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幸福,第二、在人类的构成中,穷人占据了相当比例——如果穷人不能通过科学获得幸福,那么科学很难说实现了使人类获得幸福的目标。

  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D-Lab(Development Lab,发展实验室)是一个通过对科学(或者说技术)经过并不复杂的改造就可以让穷人们生活产生巨变的机构。

  在D-Lab,最常见的两类工作就是利用简单的机械技术为贫困社区提供各种类型的动力,以及用简单的设备和方法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监测与检测。就前者而论,用的最多的是改造自行车,人可以踩踏自行车脚蹬子来发电、磨磨、抽水,也可以把自行车配件改造后与简单的风力设备组装起来,实现简单的风能利用。“我们重点是找到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的东西,而自行车在发展中国家的用途非常广泛,正好适合改造,”D-Lab的Derek说。

  D-Lab的创始人,MIT机械系1984年毕业生艾米·斯密斯(Amy Smith)表示,这里的经费主要来自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发展机构,不发论文不会影响工作,MIT校方也不会在乎D-Lab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不过,她也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发论文确实是个问题,尤其是在机械领域。可能对于MIT这样注重学术济世的高校,论文体现学术很重要,但不通过纯学术而能实现济世的目的,也同样重要吧。

  科学家们不光在科技领域利用自己的技能来改变穷人的面貌,也在社会科学领域,结合研究工作来促进弱势社区的发展。

  普渡大学传播学院的杜塔(Dutta)教授是一位来自印度的传播学专家,他的研究重点是贫困或者边缘化的社区如何受到现在多样化信息的影响,以及反过来,现代的多样化的信息,如何能帮助边缘化的社区。而杜塔带的博士研究生,同样来自印度的拉詹(Prashant Rajan),则进一步研究科技传播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关系。

  杜塔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医疗保健的边缘化、医疗中的不平等、贫困和健康经验之间的交融以及全球卫生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杜塔发现,医疗保健方面的不平等和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获取的不平等造成的,而较少的信息又会让弱势群体在医疗决策上做出很多“不科学”的决定,这进一步减少了其充分利用医疗资源的机会。

  他同时发现,文化因素在弱势群体的医疗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种文化因素往往通过社区为纽带发挥作用。在对这些文化性因素进行解构,不断丰富其学术产出的同时,杜塔开始参与在美国以及印度的贫困社区中开办他称之为“以文化为中心的交融方法”(culture-centered approach),基于文化的参与性方式来破解健康不平等的问题。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区互助,只是在其中融入了更为积极的信息传播因素。他的工作获得了隶属于美国政府的保健研究与质量署(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 Quality)的总额达150万美元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杜塔的工作是在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他通过实践工作不断丰富这样的理论框架,同时其研究则在不断泽被穷人。

   

  果壳网:http://www.guokr.com/article/79543/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多未实现减贫目标

  经济增长,并不与脱贫必然联系。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大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显著,却未能实现消灭赤贫、普及小学教育等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应当加快转变经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

    2014年11月27日,《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简称《报告》)在京发布。2015年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最后期限,但就评估情况来看,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只有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正按进度实现其中的七项指标。

    公开资料显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定于2000年,由联合国191个成员国决议设立。目标有八项,包括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普及小学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对抗艾滋病病毒、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以这八项指标做参照,最不发达国家的表现不尽人意。《报告》显示,从1990年至2010年,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以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为准)仅减少了不到三分之一,这一速度足以实现“2015年前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

    在“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方面,最不发达国家能获得改善水源的平均人口比例从1990-1995年的54%上升到2011-2012年的69%。此进度无法达到“2015年将缺乏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点,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改善水源的人口比例需提高到81%。

    值得注意的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缓慢发展,与其经济的强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2000年至2008年间,最不发达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简称GDP)平均年增长率超过7%,即便在全球经济低潮的2013年,这类国家仍实现了5.6%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且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1.2%)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4.6%)。

    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何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报告》解释称,相比较GDP的增长速度,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速显然要快得多,抵消了GDP的增长。以2013年为例,最不发达经济体2013年的GDP增速超过5%,实际人均GDP增速只有2.8%。

    此外,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及经济结构的单一也是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脱节的原因,此现象被称为“最不发达国家悖论”。夏庆杰指出,过去十余年间,多数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或者制造业,没有提供足以消除贫困所需的就业岗位。而在减贫的关键“农业发展”方面,最不发达国家表现欠佳,生产效率低下,禁锢了大量的劳动力。

    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反映在最不发达国家各异的发展水平上。《报告》显示,1991-2012年间,混合出口国和制成品出口国的人均产出平均年增长率3.3%,明显优于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6%),属第一梯队。以燃料和服务出口国为代表的第二梯队国家,其年增长率则介于1.9%到2.7%之间。至于矿物以及粮食和农产品出口国,其人均产出有的停滞不前,有的不升反降。

    因此,《报告》建议,最不发达国家应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把资源生产率较低的活动转移到生产率较高的活动,提高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和收入,积极创造就业机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发展、人类发展。2015年后,最不发达国家将采取以结构转型为目标、有效的和一致的政策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远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更宏大

  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4-11-28/100756521.html

  世行:4亿儿童生活在极贫状况

  全世界的极贫人口人数在过去30年大幅下降,但目前仍有约4亿儿童生活在极贫状况,占极贫人口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新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首次深度剖析了世界最贫困人口的状况。

  报告发现,2010年世界极贫人口(定义为日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人数比1981年减少了7.21亿人,但同时也指出极贫人口中儿童的占比偏高,2010年儿童占世界极贫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中儿童只占五分之一。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更糟,儿童中有一半生活在极贫状况。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说:“4亿多儿童生活在极贫状况,而且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受穷,这一调查结果令人不安,因为这样会加剧童工问题并造成代际贫困陷阱。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全球贫困产生可持续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聚精会神解决的问题。”

  世界银行今天发布的分析报告强调了到2030年实现终结贫困目标的难度,报告发现中等收入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的减贫进展显著,但低收入国家的进展速度要慢得多。虽然各大地区的极贫率都呈现下降,但世界35个低收入国家(其中26个在非洲)今天的极贫人数比30年前增加了1亿人。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极贫人口占比达33%,而1981年为13%。

  研究人员还发现,除印度和中国外,2010年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与1981年相比毫无改善。2010年低收入国家的“一般”穷人日均生活费相当于78美分,而1981年相当于74美分。但在印度,2010年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提高到96美分,1981年为84美分;中国2010年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从1981年相当于67美分提高到95美分。

  报告还计算出要帮助10多亿人脱贫年均需要资金1690亿美元(2005年不变价),比1981年减少一半以上。报告还提供了过去未发布过的关于世界贫困人口生活和工作所在地以及获得基本服务的详细资料。分析发现,超过四分之三、即78%的极贫人口在农村,其中近三分之二的极贫人口被剥夺了以务农为生的权利。

  分析发现,极贫人口在获得基本服务方面也十分滞后。2010年只有26%的贫困人口能够获得清洁水源,而处于1.25美元贫困线之上的人口中此比例为56%。同时,极贫人口中不到一半(49%)能用上电,非贫困人口中此比例为87%。极贫人口中只有20%享有基本卫生设施,而非贫困人口中此比例为61%。

  世界银行代理副行长杰米·萨维德拉说:“我们需要紧急行动起来,集中精力在贫困现象根深蒂固的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实施有效的政策。今天生活在完全被剥夺状况的儿童不可能从未来的增长中明显受益,除非他们的营养、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得到保障。加快低收入国家的减贫步伐代表了一种道义责任,我们没有时间自满。”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