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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理论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15-05-04 来源:减贫与发展 阅读次数:

张克中


  摘 要:本文在梳理贫困理论基础上,探讨了贫困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心理贫困的基本思想。就多维贫困测度及瞄准,贫困的影响机制,减贫的政策组合进行相关评述。最后介绍了贫困研究可能的前瞻性领域。

  关键词:贫困内涵 心理贫困 多维贫困

  一、贫困内涵的跨学科演进:一个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穷吗?

  贫困是世界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寻求自身的发展。按照联合国对贫困的定义(UN,1998),贫困是对人的选择和机会的否定,是对人格的侵害。贫困意味着缺乏有效地参与社会的基本能力、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物维持温饱、无法享受基本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没有权利、被排斥在群体生活之外。根据世界银行2000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对贫困的定义(World Bank,2000),贫困是指福利的被剥夺状态。那么,福利被剥夺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报告指出:贫困不仅指物质的匮乏,而且还包括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除此之外,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参与机会。

  贫困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一个人之所以穷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收入水平低,还包括他的福利水平低于可接受的水平。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即收入贫困。发展学从Sen的“能力说”角度出发,认为贫困是个人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即能力贫困。社会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排斥现象,是个人或家庭被排斥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之外,即权利贫困。心理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依赖福利、懒于工作的状态,形成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自卑感和无助感,即心理贫困。

  (一)收入贫困

  “收入贫困”是使用最广泛的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它是指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来满足其基本需要,缺乏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来源,其生存标准低于某一底线。生存标准是指用于满足最少单位卡路里的食品需求量、最低数量的消费品,亦或是个人福利水平或者基本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Macpherson and Silburn, 1998)。世界银行用一天1.25美元的绝对收入来定义贫困(World Bank, 2008)。联合国开发署(UNDP)将贫困分为赤贫(指缺少满足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和综合贫困(指缺少收入以满足食物非食物需求)。除了依据生存标准来定义收入贫困,也可以从主观评价来界定贫困。Ravallion(2012)认为借鉴“主观幸福感”方法可以发展出一套“主观贫困”的测度体系,受访者从“非常贫困”“比较贫困”“既不贫困也不富裕”“比较富裕”“非常富裕”等阶梯型选项中选择自己的处境。虽然主观贫困反映了文化以及其他需要上的差异,但它无法进行跨时段跨社会的比较,而且调查资料的可信度有限,因此受到了一些质疑。

  (二)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是贫困的一个新的维度,是指由自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个体健康状况差、知识水平低、缺乏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能力的状况。“能力贫困”的概念由Sen(1983)提出,他在贫困的定义中强调收入、消费和福利之外的那些导致个人无法达到最低人文水准的因素。他认为,“能力贫困”应该被视为“基本能力的剥夺”。按照“能力贫困”的观点,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难以借助于现代教育、信息扩散、知识外溢、社会资本积累等效应来充实自身的经济能力,以致人力资本含量、知识与技能水平极低,在发掘经济机会、参与经济政策决策、增加对自身的投资、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创新行活动中获利、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等方面无能为力(Wagle, 2003)。能力贫困概念的关键在于哪些能力是必须的以及如何衡量这些能力(Comim,2008)。联合国开发署(UNDP, 2000a, 2000b)用识字率、营养状况、预期寿命、贫困母亲健康以及可预防疾病来度量这些基本能力,从而从能力的维度定义贫穷。Hartley Dean(2009)对能力贫困的概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我们对商品的需要是相对的,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身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但是,我们对能力的需要——对作为人类社会意愿而发挥适当作用的自由的需要——则是绝对的。

  (三)权利贫困

  “权利贫困”是指个体缺少本应享有的公民权、政治权、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UNDP,1997)。“权利贫困”表现为个人或家庭由于受到剥夺和社会排斥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从剥夺的角度,对部分人群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限制和歧视即“权利贫困”(Vizard,2011)。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制度性的权利贫困体现为贫困群体在政府政策选择和利益分配机制调整中日益被边缘化,不断地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他们缺少参与机会、缺少利益诉求机制和途径(李刚,周加来,2009)。社会排斥主要用于识别那些被排斥在福利制度之外的人,以及不能参与到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人(Saunders et.al, 2007)。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看,贫困是个人、家庭和群体因为缺乏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致他们被排除在社会群体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UNDP,2000)。一个人如果被排斥在主流经济、政治以及公民、文化的活动之外,那么即便拥有足够的收入、足够的能力,他也依然处于“权利贫困”的状态(UNDP,1997)。

  (四)心理贫困

  “心理贫困”的定义来源于Lewis(1959)提出“贫困文化”的概念。他认为贫困文化表现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实质上,许多贫困人口受到了“贫困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懒于工作、依赖福利的习惯,即“心理贫困”的状态。简单地说,“心理贫困”实际上是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对于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来说,他所面对的贫困事实必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价值观念产生基本的影响(Appadurai,2004)。“心理贫困”使穷人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扼杀了他们行动的欲望和潜能(吴理财,2001)。

  “心理贫困”也指穷人不健康的心理状况。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穷人在社会群体中处于弱势地位,加上个体认知、社会支持和生物免疫三大系统薄弱无力,穷人成为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Patel and Kleinmin, 2003)。较低的收入和较差的居住条件可能会导致人感到羞耻、屈辱,觉得生活没有希望,进而产生心理问题(Lund et.al, 2010)。在我国,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剧烈的社会变化,一些特殊的群体,比如农民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感到孤立无援(Blum et.al, 2012)。改善贫困人口的“心理贫困”状况与提高他们的收入,完善他们的权利同等重要。


  图 贫困概跨学科演进示意图

  二、多维贫困测度与动态瞄准:谁是穷人?穷人有多穷?

  在所有的贫困问题研究中,贫困的度量是研究的基础。贫困的概念得到推广之后,能否将这一全新的概念应用到减贫分析与减贫政策评价中呢?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新的贫困概念下识别谁是穷人和如何评价穷人的贫困程度。多维贫困测度理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此外,用贫困地图动态瞄准和监测贫困有利于更高效率地制定减贫政策。

  (一)多维贫困测度

  Sen(1976)首次清晰地概括出测量贫困的两个基本步骤:一是识别穷人,二是将所有的穷人加总成一个测度贫困的指标。第一步本质上是回答“谁是穷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方法是利用收入(或消费支出)来识别穷人,收入水平低于某个给定的标准。这种识别穷人的方法的背后所隐含的假定是:人的福利由其收入水平决定,收入高的人必然有较高的福利水平。毋庸置疑,收入确实是减少贫困,改善生活,决定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但是,除了货币因素,非货币的因素对福利水平的影响同样重要。较高的货币收入并不一定可以获得较多的非货币要素,甚至连低收入水平是否是决定营养不良的关键因素也存在争论(Lipton and Ravallion,1995)。从人的基本需求角度看,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是人类各种需求的改善,而不仅仅是收入增长(Streeten,1981)。从人的能力角度看,Sen(1985;1992)认为,决定福利的根本要素是行使行为的基本功能和自由享受生活的能力,这两个基本要素包括知识、健康、寿命和基本权利等等。根据Sen(1985;1992)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PD,1997)构建了人类贫困指数(Human Poverty Index,HPI),并在2010年正式提出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MPI),HPI包含了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MPI包括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UNPD,2010)。在近期的学术讨论中,学者们对贫困的多维性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Alkire and Foster,2011a;Lustig,2011;Ravallion,2011;Ferreira,2011)。

  1.谁是穷人

  贫困的多维性虽然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如何在多维度的情况下测度贫困却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继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和Tsui(2002)的研究之后,多维贫困的测度问题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根据Sen(1976)的思想,在多维环境下测度贫困同样分为两个步骤。与一维情形相比,在多维情况下回答“谁是穷人?”这个问题面临更多困难。比较传统的方法是将多维问题转化为一维问题,再用一维的识别方法界定谁是穷人。但是,这种方法依赖的前提假定是所有要素的价格都存在,并且各个要素都存在合适的权重用于构建效用或财富,而这些假定的合理性遭到很多学者的质疑(Tsui,2002;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Ruggieri-Laderchi et al.,2003)。Chakravarty et al.(1998);Tsui(2002)和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等都主张,多维贫困的定义应该以每个要素的短缺情况为基础。

  那么,究竟谁是穷人呢?现有的研究提出了两类多维情况下识别穷人的方法:第一类方法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贫困则为穷人;第二类方法则认为,只要存在某个要素不贫困则不是穷人。显然,前者选择了“或”的逻辑关系连接各个要素,而后者选择“且”的逻辑关系连接各个要素。Atkinson(2003)将前者定义为“联合法”(Union),将后者定义为“交叉法”(Intersection)。这两类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被广泛应用,例如,Bourguignon and Chakravarty(2003)利用第一类方法定义穷人;爱尔兰在制定减贫的战略目标时,用第二类方法瞄准贫困居民(Layte,2000)。显然,这两种方法分别采用了两种较为极端的识别方法,因此都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果考虑的维度较多,第一类方法很容易将大部分人都定义为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并不贫困。相反,第二类方法则很容易将大部分人定义为非穷人,即使直观上看来某些人很贫困。考虑到这些问题,Alkire and Foster(2011b),提出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定义两类贫困线的方法,将要素贫困的定义和穷人的识别分开。具体来说,Alkire and Foster(2011b)的第一类贫困线是要素贫困线,即每个要素的基本需求水平。这类贫困线用来定义某个要素是否贫困,当某个要素的水平低于贫困线时则说明该要素贫困。通过要素贫困的定义可以得到每个人有多少要素是贫困的。Alkire and Foster(2011b)的第二类贫困线是用于识别谁是穷人的贫困线,这个贫困线根据总的要素个数设定,假定第二类贫困线为C,其含义是:贫困的要素个数大于C的人为穷人。Alkire and Foster(2011b)将他们的方法定义为“双贫困线”(Dual Cutoff)方法。显然,“联合法”和“交叉法”都是“双贫困线”法的特例,“联合法”将“双贫困线”的第二类贫困线定义为0,而“交叉法”将“双贫困线”的第二类贫困线定义为M-1(M是总的维度个数)。Alkire and Foster(2011b)的“双贫困线”法允许将第二类贫困线定义在0和M-1之间,因此回避了“联合法”和“交叉法”这两个极端情况。

  2.穷人有多穷

  在回答了“谁是穷人”这个问题以后,接下来是多维贫困测量的第二个问题,即“穷人有多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为了使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社会贫困状况可以比较,也是为了提供减贫和扶贫政策的评价标准。在一维情况下,通常用贫困人口比例、Watts指数(Watts,1968)和FGT指数(Foster et al.,1984)等。

  事实上,明确了谁是穷人之后,传统的一维测度方法很容易推广到多维情况。例如,Chakravarty and Silber(2008);Maasoumi and Lugo(2008)和Tsui(2002)等都考查了多维情况下的Watts系数。Charkravarty et al.(2008)将多维情形下的Watts指数分解成Watts贫困差距比例、Theil-Bourguignon不平等指数(Theil,1976;Bourguignon,1979)、贫困人口比例、各个维度的权重和各个维度的相关性这五个部分。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Alkire and Foster(2011b)基于FGT指数构建的多维贫困指标。这一指标因其灵活的识别穷人方式和可分解性而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应用(Alkire and Senth,2008;Batana,2008;Santos and Ura,2008)。Lustig(2011)对各种多维贫困指标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论述。Bennett and Mitra(2012)研究了多维贫困指标的估计和统计推断问题。

  除了使用多维贫困指标量化贫困程度来回答“穷人有多穷”这个问题,部分研究借助社会福利方法比较不同时点上的多维贫困差异。例如,Sen(2003)探讨了两个维度下的多维贫困问题,他首先利用所考查的两个要素构建个人的效用水平,然后根据穷人的识别函数和要素的分布情况计算总的社会福利损失。给定效用函数形式的适当假设,总的社会福利损失和多维贫困指标可以对不同时点上的贫困程度给出相同的排序。Duclos et al.(2006)同样利用社会福利和多维随机占优的方法研究了多维贫困的比较问题。

  在国内,贫困的多维性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王小林和Alkire(2009)利用Alkire and Foster(2007)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研究了中国城乡的多维贫困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乡的多维贫困状况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以收入为标准测量的贫困发生率。郭建宇和吴国宝(2012)同样利用Alkire and Foster(2007)的方法并考虑不同的权重,分析了山西贫困农村的多维贫困问题。邹薇和方迎风(2012)从公理化的角度对传统的单维度贫困和多维度贫困进行了详细论证,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多维贫困测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些研究对多维贫困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收入、健康、教育和生活标准这些维度。贫困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多维性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刻画贫困,将维度仅仅限制在以上几个维度,仍然有违多维贫困的核心思想。另外,这些研究也没有考虑中国贫困问题的特殊性,我国地域广博,社区结构复杂,加之老龄化导致老龄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导致人口流动速度加快,农村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增多,这些问题都和我国的多维贫困测度息息相关。

  (二)贫困地图和动态瞄准

  贫困地图(Poverty Map)是详细描述贫困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的地图。贫困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导致这种异质性的原因可能是地理因素、自然因素、历史因素、种族因素、市场因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因素等等(De Janvry and Sadoulet,1997;Bloom and Sachs,1998;Jalan and Ravallion,2002)。为了制定合理的减贫和扶贫政策,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优的减贫效果,详细描述贫困在空间差异和时间上的变化是十分必要的。构建贫困地图是实现动态瞄准贫困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变化的有效方法。然而,贫困地图的构建需要尽可能详细的信息,这为贫困地图在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由于数据的限制,构建贫困地图的方法通常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而设定。最常用的方法是小区域估计法(Small-Area Estimation)。小区域估计是一种利用普查数据和调查数据相结合,估计小区域内的贫困、福利和其他指标的统计方法。这种统计方法首先利用较为详细的调查数据估计关键变量(如收入和健康等)的参数方程,然后将所得的参数用于普查数据,进行样本外的预测,得到一个更大的样本。小区域估计法的前提假定是调查数据的参数方程和普查数据的方程是一致的,因此,调查数据参数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要和普查数据中的变量一致。美国政府的减贫和贫困瞄准计划正是利用了这一统计方法(Ghosh and Rao, 1994)。世界银行的许多研究者发展了小区域估计方法并将它应用在贫困地图的构建中(World Bank, 2000)。根据数据性质,小区域估计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和普查数据结合;一类是利用家庭层面的调查数据和小区域层面的加总数据相结合。第一类方法主要由Hentschel et al.(2000)和Elbers et al.(2003)等的研究发展而来。然而,普查数据并不容易得到,官方的普查数据通常并不对外公布,而仅仅是分布普查的加总结果。第二类方法依赖的数据相对容易获得,这类方法首先利用家庭调查数据估计一个参数方程,第二步是利用所得的参数和区域层面的加总数据以及Taylor展开的方法构建区域层面的贫困指标(Bigman et al., 2000)。除了小区域估计外,其余的贫困地图构建方法包括加权多变量基本需求指数(Multivariate Weighted Basic-Needs Index)、外推法(Extrapolation of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家庭调查数据直接测量法(Direct Measurement ofHousehold-Survey Data)和普查数据直接测量法(Direct Measurement of Census Data)等,Benjamin(2003)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三、贫困的原因与减贫政策:为何出现贫困?如何减贫?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综合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的多维性已经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多维贫困发生的原因包含多个方面,相应的减贫政策和途径也很多。从经济学的收入贫困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从发展学的能力贫困视角看,促进居民就业、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维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减贫的关键;从社会学的权利贫困和心理学的心理贫困的视角来看,维护公民权利、保护公民人格尊严、促进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关系、完善社会包容政策、完善民生以及建立“包容性发展”的长效发展机制是减贫基石。因此,对贫困发生原因的理解和减贫政策的制定与评价,要从加快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资本和提高人力资本等方面综合考虑。

  (一)贫困的原因

  多维贫困的定义下,贫困发生的原因也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的来说,造成多维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低水平发展陷阱

  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产的财富不足以养活所有的人口,必然产生贫困。如我国改革开放前,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口多,经济增长,贫困发生率非常高,处于“整体贫困”(蔡昉,2003)。长期的快速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Chambers,Ying and Hong,2008)。然而,经济不断增长并不意味着贫困会逐渐减少和消失。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会使得部分人受到重大打击,产生新的贫困人群。比如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企改革,导致大批职工下岗、失业,且部分国有企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部分人员成为贫困袭击的新对象(杨宜勇,2003、王有捐,2003、尹世洪,1998)。另外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使得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打量富裕人员失业,陷入贫困(华迎放,2004)。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也导致贫困的传递和扩大(林毅夫,2003、李实,2003、张茵,万广华,2006)。

  2.资源与环境匮乏

  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劣是造成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贫困与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具有多种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Duraiappah & Roy,2007)。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然而,各种因素导致的环境恶化与资源匮乏使得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人类不得不对各种资源实施掠夺式的开发和使用,生态平衡被破坏到达一定程度又反过来束缚人类的生产与生活行为,以至于恶性循环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Moral(2009)从理论上论证了贫困与环境的双向关系。贫困的牺牲品是环境恶化,同时环境恶化也是导致贫困的原因(Yusuf,2004;Zaman et al.,2011)。生态环境资源的不良利用对农业生产生活有很强的制约性,进而与贫困产生不良循环关系。贫困和环境恶化间的联系在本质上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包括人口统计、文化和制度等因素),这导致了双向甚至多向的因果关系。

   3.能力缺失

  20世纪70年代,由于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贡献,特别是Schutz(1971)提出的人力资本论——贫穷国家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物质资本的短缺,而在于人力资本的匮乏和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过分轻视,还有各国在实践中所得出的经验,减贫的政策逐渐转向基础教育与医疗保障上。正是因为基础教育和医疗保障的缺失,贫困人群往往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健康,其人力资本低下,这是造成能力贫困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人力资本缺失的部分原因是制度性原因,部分是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

   4.制度障碍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的时期,各种制度政策的出台,也带来了“中国式”贫困人口的增加。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农村城市收入不均等,不少农民外出务工,留下大量的留守儿童与老人。而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外来务工人员无法享受城市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而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也是引发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财政分权作为与公共支出减贫紧密相关的制度之一,对于减贫、降低收入不均等水平的效果是显著的(UNESC,2005;Sepulveda & Martinez-Vazquez,2011)。尽管分权导致的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弱化在主张分权的文献中也被提及,但是其负面影响多少被淡化了。事实上,富裕地区在于中央政府的讨价还价中更有力量,而中央政府的税收来源主要来自于富裕地区,因此分权可能有利于富裕地区的贫困人群,但是可能会通过减少中央政府再分配能力,从而降低了贫困地区可获得的财政资源,而贫困地区恰恰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此外,仅仅就财政分权本身而言,并不必然导致政府对贫困人群的需求和偏好更敏感、更透明和更负责。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政策偏好和基本的政治架构,以及在该政治架构下形成的激励机制,一个以增加GDP和财政收入为目标的政府,完全有可能忽视本地区弱势群体。

  5.社会资本与文化贫困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网络、规范和信任,它们有助于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Putnam,1993)。较小的网络规模、较高的亲缘比例、空间临近及交往频度高构成了贫困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显著特点(洪小良,2005)。社会资本的缺失群体,往往难以有更好的获得收入的渠道,容易受到社会排斥(Amartya Sen,1999)。社会网络和公共信任能显著地减少贫困,而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明显(张爽,2007)。社会网络可以直接或间接的降低贫困脆弱性(徐伟,万广华,2011),因此,若缺乏社会资本,人们的抗风险冲击的能力低,容易产生贫困。同时,缺乏社会资本也表现为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无法实现,从而造成发展机会少,贫困易发。中国西部的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中,人们普遍缺乏社区的民主参与权、社区和社会信息知情权、表达个人意愿的公民权、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权和基本的人权,相当多的贫困人口还缺乏就业机会、迁移与流动机会,许多贫困妇女还受到各种歧视(叶普万,2005)。

  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吴理财,2001)。贫困文化使穷人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扼杀了他们行动的欲望和潜能(王兆萍,2005)。另外,消极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心理贫困”,对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是极大的阻力。在多维贫困的定义下,必须给予心理贫困足够的重视,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困,防止贫困再发生。

  在贫困的多维性定义下,以上五点是造成个体贫困的主要原因。在理解了贫困发生的原因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探讨如何减贫,如何防止贫困发生和再发生,如何使贫困人群获得足够的资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使贫困人群获得自我发展的动机和能力。

  (二)减贫政策和途径

  现有的减贫实践和减贫政策,主要围绕着如何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收入分配以及政策性扶贫几个方向。国内许多的研究都从多个方面展开了研究。

  1.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的三角模型

  经济增长与减少贫困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缓解贫困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水涨船高”的传统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广受挑战,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波兰和斯里兰卡的经济有所增长,贫困人口却增加了。经济增长只是减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Ravallion和Chen,2007)。早在《2000 /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就明确地指出:减贫有赖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强大动力,但是减贫程度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有些文献认为,不同群体的穷人对经济增长的反应存在差异,即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Hoover等(2008)发现,GDP增长有利于减少贫困,对于黑人群体而言,GDP的减贫效应最大。Luo(2011)利用1988~2002年的中国数据发现,穷人从经济增长的“涓流效应”中受益,但不同收入人群受益并不均等。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能解释大部分但非全部的减贫,对于发展中国家减贫而言,减贫政策离不开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但更为重要的是将其与亲贫式增长结合在一起(Shorrocks和Van der Hoeven,2004)。

  Bourguignon(2004)首先将贫困、增长、公平三者结合考虑,提出了PGIT(Poverty-Growth-Inequality Triangle),指出了三者的基本关系是: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重要手段,但不会影响社会的公平;经济增长综合促进公平能够更有效率达到减贫目标;较高的初始社会不平等以及高贫困率都会阻碍减贫。PGIT为该领域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之后的相关研究基本集中在世界银行的项目组,遵循PGIT的框架进行。Lopez(2006)就该领域综述了研究的发展,基本结论是与Bourguignon一致,但更进一步指出,高贫困线时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比收入再分配大,但是随着贫困率降低,经济增长对收入再分配不再有效。这类研究大致可以依据研究方式的不同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困测度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寻找贫困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统计关系(Ravallion,1991;Meng,2005)。第二类,利用分解技术将贫困变动的效应分解为增长效应与不平等效应(Datt等,1992;林伯强,2003;胡兵等,2005;陈立中,2009)。

  我国收入不平等的演化也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从研究视角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全体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有利于减贫,而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加剧又使贫困上升(Chen和Wang, 2001;陈绍华等,2001;谷宏伟,2005;张全红等,2007)。近年来主要集中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影响。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对收不平等有减缓的作用,但是对经济增长却有负面的作用(郭凯明、 张全升、 龚六堂,2011)。税收政策对居民收入不平等也有影响(何其春,2012)。(2)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大都得出我国地区间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结论。万广华(2005)分析了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不平等及其变动,认为结构变化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重要原因。黄祖辉、王敏(2003)基于转移性收入视角分析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认为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未缩小收入不平等。Jones等(2003)采用扩展的Solow模型考察了城市居民区域间的不平等,指出沿海地区较其他地区有更高的增长率。(3)关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王小鲁、樊纲(2005)对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探讨了Kuznets“倒U型曲线”在中国的存在问题。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也取得了部分共识,如大都认为收入不平等呈明显扩大趋势。具体到中国,最典型的研究当属Martin Ravallion(2009a,2009b)。他运用计量检验了中国的贫困数据,发现中国贫困人口快速下降主要获益于农业部门的发展,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平等状况乐观,因此农村人口能通过农业部门的发展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现在工业与服务业对劳动力人口的知识、技能要求不断增高,由此带来的收入差距会促使两级分化——中国已经不再是1980年代的平均分配的社会,城乡之间、城乡内部差距不断拉大,中国应该参考巴西的社会政策以促进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2.宏观经济政策与减贫

  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经济增长对减贫有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与减贫的关系密不可分,开放的经济政策,如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出口贸易政策,对减贫工作也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FDI、收入差距与贫困的关系都是不确定的,主要是由于FDI与贸易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的争议造成的。FDI流入主要是为了克服关税和配额等贸易障碍,那么在发展中国家FDI会流入其资源禀赋中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即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产生对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贫困人口不利的收入分配效应,从而加剧贫困(Belderbos、Sleuwagen和Blonijen)。若按小岛清提出的FDI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即FDI流入是出于追求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成本最小化,那么在发展中国家FDI会流入其资源禀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这样的情况下,FDI会增加非技术工人的工资,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对贫困人口产生有利的收入分配效应(Blonigen和Feenstra,1996; Goldberg和Klein,1999; Marchant,2002; Rose和Spiegel,2004)。另一种观点认为,FDI对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的“门槛效应”即FDI与收入差距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形曲线”,FDI达到一定水平后,FDI才会有利于贫困人口(Agenor,2004)。出口贸易对贫困影响的研究,也与FDI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类似性。理论研究上,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贸易和贸易自由化能从多种途径减贫。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而加剧贫困。贸易自由化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经济社会成本,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刚性会妨碍劳动力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转移,因此自由贸易在短期会加剧失业与贫困(Agenor,1996)。在贸易与贫困的经验研究中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跨国研究分析显示贸易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贫困下降率(Frankel和Romer, 1999;  Irwin和Tervio, 2002)。还有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对于贫困的影响同样具有“门槛效应”,即当一个国家的开放程度达到一个水平之后,贸易自由化才会减少贫困(Agenor,2004;Liang,2006)。

  3.政府救助性政策与减贫

  政府救助是直接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举措。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支出与减贫。一直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组合或制度安排以促使经济增长更有利于穷人,而各国的公共支出政策则首当其冲。这一方面由于上世纪末关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讨论,使人们普遍相信公共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公共支出本身在缓解贫困和调解收入分配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公平角度研究公共支出结构的减贫效应也成为一个重要领域。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2005,P.55-61)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公共投资方面需要 “大推进”战略帮助贫穷国家摆脱贫困陷阱以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公共支出与贫困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献包括两类:一是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单项(部门)公共支出对贫困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村道路投资(Fan & Connie,2005)、农业补贴(Davis et al.,2005)、健康和教育支出(Gomanee & Morrissey,2002)以及交通部门投资(World Bank,2003)是实现减贫的有效手段。二是从宏观视角来考察公共支出结构、增长和贫困之间的关系。以世界粮食政策研究所樊胜根(Fan et al.,2004,2007,2008)为代表的系列研究,详细分析了公共支出结构对农业增长和减贫的影响,并根据支出结构对增长和减贫作用的强度分别进行了排序。樊胜根等(2002)和林伯强(2005)是国内较早研究农村公共支出结构对增长、地区不均等和贫困效应进行估计的学者。李永友、沈坤荣(2007)发现偏向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出结构安排有利于降低社会的相对贫困水平。吕炜、刘畅(2008)认为弱化社会性公共支出安排可能是导致近年来农村减贫效应递减的最主要原因。

  财政分权作为与公共支出紧密相关的制度因素,对减贫也有积极作用的。分权的基本类型包括行政分权、政治分权和财政分权。财政分权指的是上级政府授予下级政府财政事务的决策权(UNESC,2005)。财政分权对减贫的可能促进作用表现在(Rao,2005;UNESC,2005;Boex,2005):首先,由于中央往往负担了更多的事务,地方政府更有可能根据穷人的需求和偏好来更有效地传递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其次,地方政府对本地信息掌握更充分,更了解本地贫困人群的需求和偏好,分权将促使公共财政支出更有可能投向穷人和贫穷的地区;第三,财政分权将提高地方政府实施利贫的公共政策的能力。

  第二,保障性救助与减贫。中国政府转移支付减贫制度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拨款,向特定的社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援助的制度。1980年,中央财政开始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标志着转移支付减贫制度正式创立;1999年国务院第271号令发布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城市减贫制度进一步完善;2001年10月,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颁布,农村减贫工作全面展开,也标志着我国政府转移支付减贫制度基本形成。而后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又一个十年计划的颁布,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减贫制度又做出了新的规定和面临更大的财政需求。转移支付减贫支付所用的范围主要包括扶持特色优势产业、改善基本设施条件、教育与培训、暂时性资金补助。我们这里所说的转移支付是指现金转移支付即暂时性资金补助。其他的转移支付用途主要用于公共支出部分,综述见公共支出与减贫部分。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减贫制度并没有实质上减轻贫困,反而使人们更深陷贫困之中,这与转移支付直接救助的性质所带来的个人行为反应有关。转移支付的减贫效果依赖于转移支付是否激励了人们工作及工作程度,运用墨西哥PROGRESA项目经验数据表明转移支付对人们劳动没有产生激励,因而也就没有产生较好的减贫效果(Emmanuel Skoufias和Vincenzodi Maro,2006)。但是, Ardington、Case和Hosegood利用南非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表明转移支付激励了家庭成员增加工作。Rawlings和Rubio运用实验和准实验方法研究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发现,不同条件下的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不同,难以得出一致性结论。对于中国转移支付减贫项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补助性的转移支付,Ravallion和Chen(2005)考察了中国西南减贫补助项目的效率,他们发现,补助项目引起当地贫困人口增加储蓄,并且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超过了对消费的影响,但长期影响不够稳健。Chen、Mu和Ravallion(2006)进一步分析了转移支付对中国贫困的长期影响,他们认为,虽然短期主要影响是储蓄,但适度的长期消费和增收也是存在的。对于中国城镇居民的低保政策的研究表明,低保政策虽然能改善部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对缓解城市贫困发挥一定的有效作用,但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李实,杨穗,2009)。对于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效果的评估,徐月宾等(2007)认为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要从社会救助转向社会保护。提出了四驾马车的反贫困政策框架,即由普遍性的医疗保障制度、普惠型社会福利、选择性社会救助以及新型开发式扶贫政策来共同发挥作用。

  第三,税收优惠政策与减贫。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但是我国的税制设计不合理,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发展。如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等所得税制较为薄弱。另一方面流转税税负过高,最后实际税负承担者还是广大人民群众。各个地区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不相同,贫困地区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对地区扶贫的效率是大于转移支付的(Wang,Li,etc. 2008)。关于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减贫效应研究甚少。

  4.社会资本、权利与减贫

  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或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和信任的规范(Putnam,1993)。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逐渐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及人类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减贫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缺少社会资本的穷人,会受到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反过来妨碍社会资本的增加,恶性循环,造成长期贫困。其次,社会资本的缺乏,导致缺乏发展的条件,如信息,培训,信贷等等。

  首先,社会资本缺乏影响贫困发生的主要机制是社会排斥。Amartya Sen(1997)曾研究考察了社会排斥、贫困和能力、权利剥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贫困实际上是一种能力和权利的剥夺,造成和权利贫困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资本的缺乏。社会排斥与贫困是恶性循环的关系。Frances Cleaver(2005)在对坦桑利亚的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社会资本不平等是当地长期持续贫困的原因。并且当地社会资本不平等的主要表现是穷人聚集,被主流社会和经济活动排斥在外。中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中,社会结构制约和社会排斥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解释贫困的成因(陈光金,2008)。城市贫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但社会排斥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较低的贫困发生率是以农村的整体贫困为代价,也是国家强制性积累及一系列相关政策作用的结果,而当前的城市贫困与社会排斥密切相关(杨冬民,2010)。

  其次,从创造社会资本的角度探讨减贫新途径。第一,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社会网络与贫困关系密切。国内外学者已经发现了许多的例证,说明社会网络与贫困发生率有直接关系。S.Chantarat(2012)用建模和模拟的方法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促进穷人逃离贫困陷阱上起到重要的作用。章元、陆铭(2009)基于中国22个省份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有助于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从而影响农民工的工资。徐伟、章元和万广华(2011)利用来自中国农村的一个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户的社会网络、家庭成员所承受的负向冲击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发现家庭的社会网络不仅能够直接降低贫困脆弱性,而且还能够通过抵消家庭成员所承受的负向冲击的影响而间接地降低贫困脆弱性。

  第二,社会企业的减贫的作用已经凸显。社会企业是一种不以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企业,有特殊的商业运作模式,其目的是帮助穷人改善物质条件,提供社会保障和为穷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创业条件等等。社会企业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提供给穷人许多必需品和各种服务,包括信息,保险,信贷等等。这样极大的改善了穷人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可以为穷人通往主流社会经济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总之,社会企业提高了穷人的社会资本,降低了被主流社会经济活动排斥的程度,对减贫起到有效作用。其中,Grameen Bank是社会企业的最典型的例子。Muhammad Yunus在介绍他创立的Grameen Bank时强调银行的社会企业属性。这种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帮助穷人的企业是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的重要途径。社会企业化是非盈利组织及慈善组织的发展趋势,探索中国制度环境下社会企业的生存方式及其减贫作用,有重要意义。中国对社会企业的减贫作用研究尚浅,目前主要探寻了社会企业在中国可能的商业模式(彭劲松,2012;刘水林,2012等)以及社会企业的业绩计量方法(孙世敏等,2011)。因此,研究国外社会企业的发展实践及其减贫作用,探讨中国社会企业可能的发展模式迫在眉睫。

  第三,金融支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减贫起着关键性作用。Bakhtiari(2006)对孟加拉国的Grameen Bank、印尼的Rakyat Bank、泰国的BAAC、印度的SHARE以及菲律宾CARD等微型金融机构的反贫困实践总结后认为,微型金融主要通过平滑穷人的消费、更好地管理风险、逐渐构筑穷人的资产、帮助穷人发展微型企业等直接途径提高穷人的创收能力,改善穷人的生活质量;并通过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培育市场环境以及加速新技术的使用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间接途径来减少贫困。国内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贫困人群的信贷需求和信贷状况,并分析金融发展对减贫的作用效果和机制。王定祥(2011)通过对中国15个省1156户贫困农户调查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贫困农户都有信贷需求,且以中短期小额需求为主,但实际发生借贷行为的贫困农户较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的贫困农户更少,金融需求满足率极低。陈银娥(2012)基于河南省民权县500户农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发现微型金融的发展对贫困农民的收入直接影响有限,但是间接通过提高其社会资本进而提高收入。

  四、总结与展望:跨学科研究任重而道远

  从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减贫问题,中国减贫问题显著成果大多是在稳定的研究群体获得的,这些研究团队包括:

  以汪三贵教授等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减贫问题研究团队(包括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人口研究所、经济学院等),覆盖的研究领域最为广泛(汪三贵,2007,2008;朱乾宇,2011;张慧东等,2005;岳希明、罗楚亮,2010;严瑞珍等,2010;徐德徽,1997;陈传波等,2006);以朱玲研究员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贫困问题研究团队(朱玲,1992,1998,2009,2011);以李实、尹恒、罗楚亮教授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研究团队(李实,2002;尹恒等,2005;罗楚亮,2008,2010,2012);以李小云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贫困问题和社会歧视研究团队(李小云,2005,2006);以王韬、张克中教授为代表的华中科技大学财政系中国减贫问题研究团队(王韬,2010,2011;张克中,2008,2009,2010)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减贫问题的研究。此外,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亚洲开发银行等中国减贫问题研究团队也在不同方向做了系统性的研究,并都获得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然而这些研究有许多不足。首先,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收入贫困,在多维贫困的新框架下,跨学科视角研究贫困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这些研究关注的减贫途径主要是政策层面,而且大多只考虑某一个方面的政策,未把多种政策组合起来分析其减贫作用,也未对各项政策的减贫效果进行全面评价。第三,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权利贫困、心理贫困等贫困新维度,也未关注生态环境和资源与贫困的关系。从人口学、环境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出发,研究生态环境和资源与贫困以及心理贫困。要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减贫政策,全面提高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贫困概念的扩展和跨学科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相当有限,传统的研究通常局限于经济学视角下的收入贫困研究。这种单维度的贫困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增长对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社会发展、制度发展和生态发展,缺乏全面发展的视角。此外,单维度的贫困研究也导致对相关问题难以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

  (2)多维贫困的量化研究。虽然不少国内学者已经开始重视贫困的多维性,但是相关研究大多停留在概念的逻辑演绎上,较少的文献将多维贫困进行量化。而将量化的多维贫困和减贫政策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少见。

  (3)“中国式贫困”研究。由人口老龄化、快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所决定的“中国式贫困”是我国未来减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中国式贫困”的特殊性表现为:老年人贫困、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贫困等

  (4)贫困的动态研究。贫困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状态,与静态的贫困相比,动态的贫困更应该受到关注。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某个时点上的贫困状况,而较少关注贫困的动态变化。贫困的动态研究包括长期贫困、贫困的动态瞄准和贫困脆弱性等。如何在多维贫困的背景下研究贫困动态变化是将来研究的重点课题,也是消除贫困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