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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工作情况

发布时间:2015-08-17 来源:湖北省扶贫办 阅读次数:

 

    

  今年以来,在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省纪委十届五次全会精神,坚持反腐倡廉和改革发展力度统一,着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层层落实,继续深化纪检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和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持续加大纪律审查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上半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受理信访举报72998件(次),对其中反映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初步核实9816件,立案查办违纪案件8575件,已经结案6445件、处分党员干部6428人,移送司法机关342人,通过开展纪律审查工作,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3.67亿元,有力维护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有力促进了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力保障了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今年纪律审查工作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断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坚持违纪必究、动辄则咎,将纪律和规矩作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干部不可触碰的红线,对违纪行为实行零容忍。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初核、立案、结案件数以及处分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82.7%、96.8%、84.6%、81%,增幅显著。紧紧抓住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用力甩起监督责任这个“牛鞭子”,着力推进“两个责任”落地生根。对7起“两个责任”落实不力的典型进行公开通报,对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免职处理和诫勉谈话,对53名市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约谈函询,不断强化了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管党治党的责任。

  二是坚持突出重点,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对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纪律的监督,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25件、组织纪律案件143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查办严重违纪案件与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相结合,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共查办市厅级领导干部案件24件、县处级领导干部案件363件、乡科级领导干部案件1682件,分别同比上升26.3%、99.5 %、99.5%,其中涉及“一把手”293人,顶风违纪的案件1068件。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456个,处理党员干部313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918人。

  三是实行抓早抓小、快查快结,努力减少腐败存量、遏止腐败增量。体现党纪严于国法的要求,运用纪律审查措施,对倾向性、苗头性和轻微违纪问题进行谈话函询,及时予以提醒、纠正和教育,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全省共谈话函询409人、组织处理645人,同时为1477人澄清了问题。对严重违纪案件,在保证办案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快突破,快审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上半年全省查结的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不超过30天的有3428件,进一步缩短了办案周期、提高了办案效率,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置了更多的问题线索、查办了更多的严重违纪案件。

  四是加强反腐败机制创新和组织协调,进一步增强反腐败工作合力。实行多措并举,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深挖案中案,实行“一案双查”,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协同、协作、联动,加强与公安、检察、审计等机关的协作配合,全方位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上半年,全省公检法机关共向纪检机关移送问题线索860件,全省审计机关共向纪检机关移交问题线索289件。省委巡视机构发挥“利剑”作用,巡视组由8个增加到11个,已完成对50个县(市、区)的巡视,向省纪委移送问题线索69件、向被巡视地方移交问题线索4800多件,王绍志、吴勇、龙福清、周亨华、肖作文等重要案件就是通过巡视发现的。

  五是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纪律审查工作能力进一步增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和全省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工作部署,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业,突出监督执纪问责主责,省纪委制定出台《关于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纪委和省纪委派驻(派出)机构向省纪委报告工作的暂行办法》,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省纪委派驻机构改革稳步推进,13个市州和103个县(市、区)纪委内设机构改革相继展开,纪检机关维护党章、监督纪律、执纪问责的特色和作用日益强化。

  2015年上半年省纪委省监察厅直接运用纪律审查措施和开展组织协调查办的典型案件有:

  1.周亨华案。周亨华,男,汉族,湖北咸宁人,1955年7月出生,1979年12月参加工作,198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1月任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经查,周亨华不如实报告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违规安排身边工作人员转干、提拔、调动;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他人通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干部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违反财经纪律,弄虚作假,违规划拨国家财政经费,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滥用职权、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6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2.程群林案。程群林,男,汉族,湖北咸宁人,1963年3月出生,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4年4月任咸宁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经查,程群林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建设、干部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滥用职权、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3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3.李寿垓案。李寿垓,男,汉族,湖北仙桃人,1959年11月出生,1980年9月参加工作,199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3月任省农垦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经查,李寿垓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供他人使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扶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挪用公款、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6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4.陈家堂案。陈家堂,男,汉族,湖北随州人,1959年10月出生,1977年12月参加工作,197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3月,任随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经查,陈家堂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及在企业经营、承接工程项目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察厅审议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给予陈家堂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5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5.马秋平案。马秋平,男,汉族,湖北荆州人,1963年7月出生,1983年8月参加工作,198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5月任荆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经查,马秋平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征用、项目建设、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4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6.王绍志案。王绍志,男,汉族,湖北武汉人,1954年2月出生,1972年12月参加工作,197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5月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正厅级巡视员。经查,王绍志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违规买卖股票、为子女经营活动谋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企业上市、房地产开发、土地征用拆迁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5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7.龙福清案。龙福清,男,汉族,湖北黄冈人,1954年1月出生,1976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1月任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经查,龙福清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在单位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有关费用、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5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8.肖作文案。肖作文,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1962年3月出生,1982年9月参加工作,198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2年1月任恩施州副州长。经查,肖作文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一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建设、企业经营、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省监察厅审议并报省委、省政府批准,给予肖作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4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9.邹太新案。邹太新,男,汉族,湖北天门人,1966年11月出生,1988年6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9月任洪湖市委书记。经查,邹太新违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接受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房地产开发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严重违犯党纪。因其受贿问题涉嫌犯罪,2015年4月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此外,目前还有随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传根,省政协原常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原党委委员、总经理杨步国,武汉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勇,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省版权局副局长陈连生,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郧生,黄冈市委委员、黄梅县委书记余建堂等严重违犯党纪的领导干部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2015年下半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按照党中央、中央纪委和省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不断加大纪律审查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为“五个湖北”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证。

  警惕“四风”新动向:小心红包“七十二变”

  发布时间:2015-08-12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阅读次数:299【字体:

    7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其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1599起,占查处问题总数约11%;给予1643人党纪政纪处分,占总人数的14.48%。而且,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呈现出花样翻新的势头,不仅披上了“隐身衣”、涂上了“保护色”,更搭上了电子科技的顺风车,玩起了“七十二变”,更具隐蔽性,更难察觉。

    1.“变形”不断上演

    从春节到元宵,从清明到端午,从中秋到重阳,节假日往往是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易发、多发的重要节点。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严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但从中央纪委监察部近期通报的案件来看,购物卡的“市场”依然存在。

    “一些行贿人认为,送钱太直接,送礼品又太扎眼,而送购物卡,既拿得出手,又让收礼者觉得没有现金那么‘烫手’。而且,购物卡还具有匿名、携带方便、不易追查的特点。这样一来,送卡的理直气壮,收卡的心安理得。”中南大学廉政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李满春教授分析说。

    2010年至2014年,安徽省歙县供销社原党组书记、主任汪安长,就因先后违规收受服务对象礼金7000元、购物卡4000元及酒(折价3000元),违规在下属企业报销费用104329元,并长期借用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

    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实施以来,“四风”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不良作风树倒根存,收送礼品礼金等违规行为趋于隐蔽,转入“地下”,而且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

    浙江省诸暨市国税局干部章光祥到企业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4000元;贵州省清镇市水务局水资源科负责人龚冬艳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发放的“专家评审费”;张汉夫在担任北京市昌平区成人教育中心主任期间,在下属单位报销个人费用共计人民币59078元。一些人不敢直接收受礼品礼金,却贼心不死地拐着弯“揩油”。

    还有一些人更是搭上了电子科技的顺风车,干起了“无痕”送礼。随着网络礼品礼金市场的异军突起,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电子礼品卡、充值点券等隐蔽性极强的送礼方式成为一部分人的“送礼神器”。据某销售电子礼品册的网站经理介绍,他们共有88元到4999元不等的电子礼品册,每本册子里附带账号和密码,收到礼品册后只需要到网站上兑换相应的产品,便可在家坐等快递。如果不想要礼品,也可以和商家协商兑换现金。如今,这样的生意似乎越做越好。

    “这其实是用电子商务的表象掩盖了行贿受贿的实质,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权力与金钱的交易。”四川省宜宾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宿斌说。

    2.拨开“变形”迷雾

    收送礼品礼金手段不断翻新,这“七十二变”究竟所为几何?

    “送红包、送礼品,其最终目的还是获得权力庇护和回报,本质上还是行贿受贿。”江西省犯罪学会副秘书长颜三忠说。

    穿上“隐身衣”,红包依旧是红包,礼品也依旧是礼品,依然会对公权力产生巨大的腐蚀和破坏,依然会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公信力。那么,为什么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屡禁不止呢?究其根源,还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有的地方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上紧下松现象,反“四风”的压力传导不足;有的人一直怀疑纠“四风”能不能抓到底,在不停观望“风向”的同时伺机而动;有的人仍心存侥幸,认为“我不干,别人也会干”,收个礼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要没人说,便万事大吉。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有恃无恐,面对唾手可得的礼品礼金时依然收不住手。

    “通过电子科技手段收送礼品礼金,隐蔽性更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管难上加难。”云南省保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张晋昆直言。

    “电子红包的调查取证虽说并非无迹可寻,但要从数以亿计的海量数据中筛查可疑线索,找出异常支付、异常交易的蛛丝马迹,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现有情况而言,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江西省于都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说。

    比如微信红包,将微信与银行卡绑定,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完成红包的发送。不受时空限制、金额难控、隐秘性强,再加上电子红包的数据量大,存在发现难、认定难、取证难等问题,监管查处有一定难度。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有心”行贿者的“新宠”。

    “针对花样翻新的礼品红包,相关部门应加强具有针对性的制度设置和追究机制,让制度发力锁住‘变形红包’的喉咙。”张晋昆说。

    3.给“变形”红包戴上“紧箍”

    2014年9月4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黄树贤与网友们在线交流时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

    据记者统计,去年中秋节前夕,全国共有28个省份发布了与中秋国庆“两节”反腐相关的禁令,10余省份紧盯微信红包腐败。除了发布禁令,各省区市更是动作频频。

    云南省在加大对党员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问题整治力度的基础上,又将“严禁领导干部收送红包”列为“六个严禁”专项整治工作内容,并特别强调严肃查处违反规定收受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问题。今年上半年,云南省纪委就查处违规收送红包问题32起,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8人。

    江西省强调,对于违反规定接受红包且不主动上交的党员干部,一经查实,不论数额多少,有职务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没有职务的,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据悉,2013年9月至2015年4月期间,该省三级廉政账户收到红包及其他违纪款1.56亿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规收受红包问题118个、处理155人,省纪委先后11次通报19起典型案例。

    ……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一案双查”,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比如,福建省龙岩市纪委今年以来共查处重要岗位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11件。其中,永定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吴瑞林,新罗区委原常委、宣传部长郑华文在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继续收受财物,两人在2014年分别受贿数10万元。

    “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创新网上监督方式,实现对顶风违纪者的实时监督。”云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表示,要彻底扒下红包的“隐身衣”,还须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给它戴上“紧箍”,在各级网站开设举报专区和曝光台,引导群众借助网络、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平台进行举报,盯牢“四风”新动向。(黄波邱蕾)

  警惕“四风”新动向:对违规公款吃喝露头就打

  发布时间:2015-08-12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阅读次数:547【字体:

    2015年6月1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增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龙增来多次在高档餐饮场所公款吃喝,在公司报销餐费共计400605.7元,其中通过虚开发票多报销费用15.91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少数党员领导干部无视纪律红线、顶风违纪,违规公款吃喝出现新“变种”。对此,专家指出,治理公款吃喝新“变种”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提醒约谈、抓早抓小,坚持纪在法前,让“吃货”官员无处遁形。

    1违规公款吃喝以新对策炮制新“变种”

    在中央八项规定高压之下,一些公款吃喝不是应声终结,而是抱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惯性思维,花样不断翻新,钻进“青纱帐”,触犯纪律红线。

    近期中央和各地通报曝光了一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不难发现,有的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尽歪招,炮制出许多违规公款吃喝新“变种”。

    ——接待地点趋于隐蔽,从原先的高档酒楼、高级会所转移到“土”会所、私人家中、单位食堂、路边小店、农村人家。6月3日,广东省纪委通报,清远市政府一名副市长带领市政府有关部门人员一行10人在阳山县开展水利工作调研,当晚在该县七拱镇政府饭堂用餐,县、镇两级有关人员等11人陪同,饮用名仕马爹利洋酒。

    ——接待对象善钻空子,有些地方假借接待客商和重要外事活动名义,变相同城吃请、随意上烟酒。6月3日,广东省纪委通报,中山火炬开发区和翠亨新区党政班子成员与区属企业联谊聚餐,且全部费用21336元由辖区内私营企业支付。

    ——私设账目,账外有账,有的单位以个人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用于单位违规公务消费。4月1日,湖北省纪委通报,十堰市茅箭区经信局主要领导把从企业争取的39.3675万元私存于账外,用于各项接待、慰问等支出。

    ——费用报销暗度陈仓,开支较大的化整为零分批次报销,以会议费、办公用品支出、车辆修理费等形式变相报销,甚至“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5月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报,中国价格协会旅游价格专业委员会委托旅行社组织参会代表到旅游景区,以考察门票定价机制为由游览,并在考察期间用会议费购买白酒供参会代表饮用。6月18日,福建省宁化县纪委通报,县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两次公款吃喝5500余元,开成多张小额发票报销入账。

    安徽省监察厅副厅长蒋厚琳认为,在当前高压态势下,“四风”问题更加隐蔽,穿上了“隐身衣”,躲进了“青纱帐”,要及时研究和发现其新形式、新动向,对新发现的问题保持警觉、露头就打,防止各类作风问题改头换面、“登堂入室”。

    2从官场生态到规章制度,公款吃喝屡禁不绝有多重根源

    福建省将乐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陈显卿表示,违规公款吃喝新“变种”的出现,究其原因,是受利益驱动,这是视纪律红线为儿戏的表现,其危害不容小觑。如果让违规公款吃喝新“变种”继续“任性”,其必然会侵蚀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还会使其他党员干部心态失衡,毒害社会风气。

    “无酒不成席,无席不成事”的吃喝文化,在官场和社会生态中根深蒂固,“酒桌办事”依然颇有市场。然而,除招商引资、跑项目、要资金等公务活动都“必须吃喝”外,由于不良风气多年积累,已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做“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情感交流的“渠道”。

    笔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但也有少数干部对公款吃喝减少表示忧虑,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于是仍有一些干部使用公款进行“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错位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做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另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负责人说,违规公款吃喝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现在很多部门正常办事流程阻塞,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仍未根本改观,企业、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官场和社会生态,公款吃喝很难彻底遏制。”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

    目前,全国各地“三公”经费财务公开、发票报销等制度不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对于各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一支笔”现象依然存在,客观上在纵容着违规公款吃喝。

    专家认为,无论公款吃喝转移到哪里,采取多隐秘的形式,最终还是要拿发票报销。财政预算不够严谨细化、对假账审计不力、公务接待缺乏标准和监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屡禁不绝的根源。

    南通大学政治学院廉政文化教研室主任邵德进表示,关于公款吃喝风的禁令虽多但不得要领、不伤要害,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种种禁令未能明晰违禁处罚条款或处罚过轻,不能击中违令者要害,以致有令难行、有禁不止。

    3划清纪律红线,引导群众监督

    用公款,吃不得,也喝不得!消灭违规公款吃喝新“变种”,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近期,多省市列出不准参加的饭局种类、认定大吃大喝的“四看”以及规范领导干部私人请吃的“三约束”,划清了违规公款吃喝的纪律红线,引起各方广泛热议。

    权力寻租是违规公款吃喝背后的重要推手,国家应抓住改革时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警告党员干部慎用手中的“决策权”“审批权”等权力,从根本上阻停违规公款吃喝的驱动力。

    应继续使用集中检查、专项督查、蹲点暗访等“老方子”,保持震慑。还要完善“三公”经费相关制度,管好“钱袋子”,加大公开力度,从账目上不合理的数字入手,防堵财务漏洞,压缩违纪违法空间。同时,给纪律红线通上“高压电”,一旦发现违规公款吃喝行为,除了惩罚性赔偿,更要给予党纪国法的惩处,明确惩戒标准,增强处罚刚性,回应群众期待。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周维强认为,遏制公款吃喝缺乏公众参与的长效化治理机制,仅靠党委、政府的监督力量是不够的,管不好、不好管的顽疾也难以根治。

    端午节前夕,中央纪委监察部在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上开通“反‘四风’一键通”举报窗口,鼓励群众通过手机照片、视频和文字举报党员干部违纪违规现象,许多网友纷纷点赞。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防止公款吃喝变种,根本的还是要积极引导群众监督,汲取群众的智慧。”福建省尤溪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施剑峰说。

    有制度、有督导、有追责、有曝光,在作风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先有明文规定,后有持续不断的检查问责,如此才能形成实实在在的约束和威慑。福建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应加大对一把手的问责力度,落实谁审批谁负责,谁经办谁负责,推进‘一案双查’、加大责任倒查,形成震慑,杜绝违规公款吃喝。”

  名为“主动揽责”实是对抗组织

  发布时间:2015-08-11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阅读次数:319【字体:

    “对抗组织审查”,在查办腐败案件时容易碰到,在查处“四风”问题时同样时常遇到。据《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采访了解到,有的地方领导安排公款送节礼,为了逃避责任,与办公室主任、司机等串供,使纪委“久攻不下”。更有甚者,在县领导因购买和乘坐超标车被纪委调查时,办公室主任主动站出来揽责,替县领导“分忧”。

    “主动揽责”表面上看是下属们出于自己意愿,“义正词严”,“敢于担当”,主动认错的表现。但揭开“虚无缥缈”的面纱,实际上是在向上级领导“表忠心”,玩“狗急跳墙”的丑恶把戏,把违规违纪事实“揽下来”,给背后主谋“遮丑”,妄图“丢卒保车”,蒙混过关,以此来对抗组织调查,逃避法律制裁,保住他们的政治地位、保住他们的腐败成果、保住他们那早已腐臭的生命。

    不难想象,如果下属替领导“分忧”成功,“揽过者”被绳之以法,“主谋们”逃出生天,既得利益集团“安然无恙”,如此“官官相护”不仅让违规违纪官员逃之夭夭,党纪国法也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而且还会给政治生态带来歪风邪气。

    为何下属们会主动给违纪的上级领导干部“背黑锅”,难道对党纪国法一点不忌惮吗?为何一如既往、死心塌地地将自己往“火坑”里送?究其原因,“下属主动揽责”是“山头主义”思想在作祟,这些上下级官员热衷于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暗通款曲、互相提携、共同进退,早就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下属主动揽责”不仅折射出腐败官员的“抱团”特征,更是净化政治生态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示出铲除“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规定,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相应的行为包括:“强迫、唆使他人违纪违法”、“串供或者伪造、销毁、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包庇同案人员或者打击报复批评人、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人员”等。

    在党中央反腐败的铁拳面前,在恢恢法网面前,下属官员“主动揽责”的一切“对抗”都是徒劳的。对抗组织的“垂死挣扎”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笔者认为,“下属主动揽责”是权力献媚,必须正视“下属主动揽责”背后的真问题,绝对不能让“主动揽责”的官员得逞。纪检监察机关要与时俱进,选准突破口,先易后难,逐个击破。要与“主动揽责”官员斗智斗勇,在深查细究违规违纪、涉及贪腐官员问题的同时,更要查清弄明身边和背后是否有更大的权力阴影,只要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顺藤摸瓜,爬藤而上,拔出萝卜带出泥,坚持一网打尽,绝不能网开一面,心慈手软。